道光病重时把皇子们叫到跟前问策，别的皇子对答如流，只有奕詝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只说愿父皇早日康复。
这一哭直接让道光坚定了传位给四阿哥的决心。
咸丰登基之后对杜受田的回报，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言听计从。
史料记载得很清楚，咸丰对国家大政和官员进退，都是“必谘而后行”。
大小事情都要先问过杜受田再做决定。
杜受田当时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个汉人能坐到这个位置，在晚清官场是相当罕见的事情。
咸丰二年七月，杜受田到山东和江淮地区赈灾，在途中染病去世。
咸丰得知消息后什么反应？
《清史稿》记载说咸丰抚棺痛哭，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
还破格给了杜受田“文正”的谥号，整个清朝二百六十多年，能拿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汉人只有八个，杜受田和曾国藩是其中的两个。
但皇帝的感激不会停在死人身上。
咸丰立刻把这份恩情转移到了杜翰身上。
当时杜翰在湖北做学政，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从湖北赶到江苏清江浦去扶柩回京。
按照清代制度，父母去世官员要守孝三年，可咸丰一道圣旨下去，杜翰只守了一年就回京复职。
咸丰二年十一月，杜翰被补用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
一个月后，也就是咸丰二年十二月，又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
再过几天，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晋升工部左侍郎，第二天就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进入大清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
从咸丰二年七月到咸丰三年年底，满打满算十五个月的时间，杜翰从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路飙升到正二品的工部侍郎。
按照《清史稿》记载，杜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连升了七级。
十五个月，十一个品级的跨越。
这个速度放在整个清代都是独一份的。
别说汉人，就是旗人宗室也找不到第二个。
和珅当年升官够快了，乾隆也是给他品级一级一级往上提。
曾国藩的“十年七迁”平均一年不到一级。
杜翰一年就把别人一辈子都爬不到的台阶踩在了脚下。
杜翰的晋升速度当时在京城官场引起了不小震动。
一些老派官员私下议论纷纷，但没人敢公开说出来。
原因很简单——咸丰正处在对杜受田的深切怀念之中，这时候谁跳出来说杜翰的坏话，那就是在触皇帝的逆鳞。
所以杜翰的火箭式升迁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阻力。
但杜翰这个人，你要说他有什么真才实学，史书上实在找不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
他担任湖北学政时“颇得当地学子拥护”，可这种评价放在任何一任学政身上几乎都能用。
他在通州检查仓储时上书说大通桥的米豆不堪食用，要求相关官员赔偿——这种事情换了谁坐那个位置都干得出来，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进了军机处之后，杜翰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去东陵、西陵检查陵园修建工程。
说白了就是替皇帝跑腿看工地。
咸丰让他负责京城巡防事宜、稽查六部事务，官职一个个往上涨，权力却没有真正握在手里过。
咸丰三年到咸丰十年，杜翰在六部轮着转了一圈——工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管钱法堂、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
军机大臣的头衔始终挂着，但人不是天天都去军机处值班。
咸丰十年还赏了花翎，准他在紫禁城里骑马。
这些荣誉头衔和待遇给了一大堆，唯独尚书这个一品大员的位置，咸丰始终没给他。
原因也很简单。
杜翰能力太一般了。
咸丰再怎么想照顾恩师的儿子，也不能把一个毫无建树的人硬生生塞进一品大员的行列。
那样做的话，官场上下的议论声就不是私下嘀咕，而是要闹到朝堂上去了。
咸丰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杜翰的升迁问题上保持了最后的理智——给他二品的位置没问题，但尚书的位置，对不起，不能给。
杜翰在军机处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
他不是一个能扛大事的人。
咸丰朝后期内忧外患不断，太平天国在南方闹得不可开交，英法联军又从北方打了进来。
这种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谁？
是肃顺。
肃顺这个人能力强，个性张扬，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所信用。
杜翰和他比起来，就像大学里的一个普通行政人员和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教授之间的差距。
可是杜翰偏偏和肃顺走得极近。
辛酉政变那一年，咸丰在热河病重。
他在临终前做了精心的权力安排，任命了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包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祐瀛。
咸丰还赐下两枚印章——一枚刻着“御赏”给慈安太后，一枚刻着“同道堂”给同治帝，规定朝廷所有谕旨都必须盖上这两枚印章才有效。
咸丰想用这个办法让顾命八大臣和两宫太后互相牵制，形成权力制衡。
但咸丰忽略了一个问题——权力这种玩意儿，谁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八大臣觉得自己是先帝托孤的大臣，理应总揽一切政务。
两宫太后觉得皇帝是她们的儿子，大清的天下应该是她们母子说了算。
矛盾很快就激化了。
八大臣先下手为强，告知全国各地的督抚衙门，所有呈给皇帝的奏折必须先交给赞襄政务王大臣处，由他们“缮写”之后才能转呈两宫太后用章。
这一招等于把两宫太后和外朝官员的联系渠道完全切断了。
太后们只能看到八大臣想给她们看的东西，对朝政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两宫太后当然不甘心。
慈禧本来就不是那种甘居人后的人。
她暗中联络了被留在北京处理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开始秘密策划政变。
杜翰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史料记载他在热河期间“抗言垂帘听政甚力”。
换句话说，他是反对两宫太后垂帘最激烈的人之一。
肃顺在咸丰病重期间多次以密信的形式提醒皇帝采取措施防范慈禧揽权。
杜翰在这个问题上和肃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在八大臣和两宫太后的权力博弈中，杜翰坚决站在了肃顺一边。
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咸丰临终前指定的权力安排就是这个格局，八大臣按照遗命办事，两宫太后按照遗命用印，理论上讲是一个平衡的系统。
可是咸丰一死，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两宫太后不愿意被架空，奕䜣也对自己的弟弟咸丰留下的这个安排极为不满——他本人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对朝政没有任何发言权。
政变在咸丰十一年九月发生。
慈禧和奕䜣联手，一举逮捕了八大臣。
肃顺被押赴菜市场斩首，载垣和端华被赐死，穆荫被流放，匡源被罢官，焦祐瀛也被革职。
杜翰的下场是遭革职，流放新疆。
但杜翰没有被杀。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据说杜翰本来也在必杀之列，因为他骂慈禧骂得太狠，把慈禧都给骂哭了。
可是恭亲王奕䜣出面救了他。
奕䜣为什么要救杜翰？
要知道，当年道光皇帝立储的时候，正是杜翰的父亲杜受田用那两招帮咸丰夺走了原本很可能属于奕䜣的皇位。
从利害关系上讲，奕䜣和杜家有夺嫡之仇。
可奕䜣偏偏站出来替杜翰求情，理由是杜翰是前朝大臣之后，又受咸丰器重，可免其一死。
官场上的事，表面说的理由往往不是真正的理由。
奕䜣当时刚刚夺权成功，朝野上下对这次政变的看法并不一致。
如果他把当年帮助咸丰夺嫡的杜受田的儿子也杀了，外界就会认为他是在报复旧怨。
奕䜣这个人好面子，怕舆论说自己公报私仇，所以才违背自己的意愿保下了杜翰。
后来慈禧和奕䜣都觉得这个理由说得过去，于是就顺水推舟给了杜翰一个活路。
杜翰被流放新疆。
但流放没有执行多久，他很快就被赦免，回到了山东滨州老家。
回家之后的杜翰，彻底成了一个废人。
他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就在老家的院子里日复一日地待着。
晚清官场中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个人。
一个曾经在军机处行走、在咸丰驾崩时位列顾命八大臣的人物，就这么无声无息地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一直到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杜翰在老家去世。
杜翰的死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他死后没有谥号，没有追赠，没有任何一个朝臣上奏折请求朝廷给这个曾经的军机大臣一点身后哀荣。
就连地方志上对他的记载也简略得可怜——除了生卒年、籍贯和履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他个人品行的评价。
回过头来看杜翰这个人。
他不是贪官，也没犯过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
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人，碰巧生在了一个特别会押注的父亲家里，碰巧这个父亲押对了咸丰这个宝，碰巧咸丰又是一个知恩图报的皇帝。
他被人扔到了他能力根本无法匹配的位置上，然后在权力的倾轧中被人轻轻一推就倒了下去。
杜翰的一生，某种程度上说是被父亲成就的，也是被父亲毁掉的。
杜受田当年帮咸丰夺储的那两招，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权力的顶峰，也把儿子送进了权力的绞肉机。
如果不是那个顾命八大臣的身份，杜翰在咸丰朝安安稳稳当个侍郎，辛酉政变根本轮不到他遭殃。
可他偏偏被咸丰写进了那份遗命名单里。
咸丰大概是觉得，我把我最信任的师傅的儿子放在顾命大臣的行列里，算是对师傅在天之灵的一个交代。
他哪里想得到，这份恩赐最终把杜翰给推到了断头台的边缘。
在杜翰身上，你看到了大清王朝晚期官场最真实的一面。
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出头，但没本事的人如果有一个好父亲，就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杜翰就是这种制度下最典型的产物。
他的升迁速度让整个清代文官都相形见绌，但这种速度和他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皇帝对一个人的感恩，被转嫁到了这个人的儿子身上。
清代文官升迁有固定的制度。
京察三年一次，每次考核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
一等称职的京官算下来已经是凤毛麟角，可以列为升迁对象。
但这种升迁依然是按部就班的——今天给你升个品级，下次京察再给你调个实缺。
道光年间有个叫李毓昌的官员，当了三十年官才爬到四品。
乾隆朝的和珅升官快，那是因为乾隆真心觉得他是个人才。
可杜翰升官，纯粹就是皇帝的一句话。
咸丰三年十二月，咸丰说了一句“伊子杜翰，著服阕后，加恩以庶子补用”。
就这一句话，杜翰的官职就从七品跳到了五品。
然后咸丰又说“著晋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杜翰又从五品跳到了从二品。
最后咸丰再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杜翰就成了大清帝国的核心决策层成员。
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考核，不需要任何政绩证明，甚至不需要杜翰本人开口求官。
咸丰主动把这一切送了上去。
放在今天，这就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科员，上班第二年就被直接提拔成了副部级干部。
任何一个人事制度都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但在晚清的大清王朝，皇帝就是制度。
咸丰想给杜翰升官，没有任何人敢拦着。
杜翰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官场裙带关系的一个缩影。
一个官员的子女靠着父辈的政治资本飞黄腾达，这种现象在大清王朝比比皆是。
但像杜翰这样纯粹到极致、快刀斩乱麻的火箭式提拔，整个清代找不出第二个。
杜翰的父亲杜受田当年在杜家是什么样的存在？
滨州杜氏家族在明清两朝共出了十二个进士，杜受田是家族的核心人物。
他从小在杜家大院长大，六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熟读了四书五经。
这个家族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传世的家训《述训》和《家塾絮语》对家族成员的道德修养和读书治学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杜家的家风讲究低调谦逊，即使官居二品也不搞豪宅大院，建筑风格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特征。
杜家大院二门上方悬挂的那块“祖孙父子兄弟伯侄翰林”的匾额，也是进门之后才能看到的。
这种低调克制的家风，在杜翰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
杜翰从小跟随祖父杜堮学习，受到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
可读书是一回事，会做官是另一回事。
杜翰在官场上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机械式的履职，而不是真正的治国理政能力。
他按照流程检查仓储，按照流程督查工程，一切都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没有任何超出轨道之外的想法和行动。
这样的人一旦失去了保护伞，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
辛酉政变一爆发，杜翰立刻从云端跌落到谷底。
他曾经拥有的那些官职、荣誉、特权，在一天之内就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肃顺被杀的时候，杜翰想必也感受到了死神的逼近。
他活下来了，但活下来的代价是从此再也不能过问政治。
慈禧掌权之后，杜翰这种顾命八大臣中唯一一个仍然活在世上的人（肃顺等三人被杀，其他人或被流放或被罢官），被彻底遗忘在山东老家。
他在家里闭门不出，这一闭就是好几年。
史料说他“郁郁而终”。
这两个字用得极好。
杜翰的人生确实可以用“郁郁”两个字来概括。
他得到了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高位和宠信，但这些都不是他凭自己的本事得来的。
他享受了这些好处，却无法承受失去这些好处的后果。
杜翰的故事留给后人的思考，或许不在于他本人做了什么，而在于制度是如何将一个平庸的人推上权力顶峰，又如何在权力更迭中将其毫不犹豫地抛弃。
晚清的大清王朝，政治不是靠制度在运转，而是靠皇帝的喜怒哀乐和人情往来在运转。
咸丰因为感激杜受田，就可以让杜翰在十五个月里连跳十一级。
慈禧因为痛恨杜翰，就可以把他革职流放。
恭亲王奕䜣因为怕被人说公报私仇，就可以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救他。
一切都在人的一念之间，没有任何规则是牢靠的。
杜翰死后，杜家在滨州的名望也随之衰落。
明清两朝兴盛了五百多年的滨州杜氏家族，在杜受田和杜翰父子之后，再也没有出过一个能在全国范围内叫得响的人物。
杜家大院在后来逐渐败落，曾经占地四万平方米的宏大宅院，到民国时期已经所剩无几。
那些“父子五翰林”的牌匾和“一门七进士”的荣耀，最终都化作了地方志里的几行记载。
从这个角度看，杜翰不仅仅是清代升官最快的人，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他的人生轨迹清晰地画出了一条曲线：起点是父辈的政治投资，顶点是皇帝的感恩回报，终点是权力斗争的残酷清洗。
这条曲线上的每一个转折点都不由他自己控制。
杜翰一生中真正由自己做出的决定，少之又少。
他连站队都是被动地站在了肃顺那一边——因为肃顺在咸丰朝是权势最大的大臣，他那种性格的人自然会依附上去。
辛酉政变后，杜翰被罢官遣送回老家。
他闭门不出，躲在那所算不上多么气派的杜家旧宅里，不知道有没有在某个深夜想起父亲杜受田当年的那些谋划和算计。
杜受田当年拼了老命帮咸丰夺储，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押上的那一把，不仅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青云，也亲手将儿子推入了深渊。
这大概就是杜翰一生的缩影——一个靠父亲起家、被皇帝提携、被权力吞噬，最后在历史中彻底销声匿迹的小人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